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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年青学者问起，“你是怎样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那么，我一定会用一句话来回答：“重要是要向前辈学者学习研究方法，思想方法。”还在年青的时候，我和黄祖洽、于敏等“师兄”共同学习做科学研究。我发现于敏在学术讨论会上，或者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有“过人”的想法和能力，而我却自愧不如！于是我向于敏请教，你的科学研究的本领是怎样锻炼出来的？他回答我说：“我常常注意观察前辈科学家，如彭桓武，朱洪元等几位前辈们的思想方法。”——这是一句使我终身难忘的重要的话，可能他自己忘记了这句话了，而这确使我学到了活的方法论。

　　今天，欢迎在座各位“从年青直到老年”的一起工作的伙伴，到理论物理所共同探讨“何祚庥先生从事科学工作70年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那么，在听了各位的高论以后，我能对各位说些什么？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列出的标题：“向前辈学者和各位学者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这里既包括师长、同学，也还要“上交古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德、识、才、学”——中国学者“治学之道”的一个小结》，现在抄几段。

　　中国是有治学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学者讨论过“治学之道”。王梓坤教授写过一本《科学发现纵横谈》，把“治学之道”概括为“德、识、才、学”。我觉得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现在也来讨论一下有关“德、识、才、学”的治学经验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学者把“治学之道”划分为“才、学、识”这叁个方面，而也就是研究学问不能仅仅归结为“才”。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在“治学之道”上一个重要创造。例如唐朝着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说：“史有叁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这就是说，有学无才的“学”是“死学”，“死读书”而不能创造；有才无学的“才”是“朽才”，虽然有探索学问的积极性，而“朽木不可雕也”，因而也就“弗能成室”。但是，刘知几并没有能很好地讨论什么是“识”。然而在中国的“治学之道”里，才、学和识的划分是很重要的。清朝的袁枚曾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鵠。”这里所说的“识以领之”，就是说“识”的作用在于指出方向。所谓做学问，贵有“真知卓识”。也就是不仅要看到眼下的、细小的一些问题，还要有统观全局、驾驭全局的能力和见解。可以说，“才”所回答的是战术的问题，“识”所探讨的是战略的问题。

　　宋人苏轼写了一篇《贾谊论》，批评贾谊不懂得分析形势，利用形势。苏轼说，“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我觉得在中国的治学的理论里，“才”和“识”的这种区分，是中国的“治学之道”的一种重要的见解。而现时一些很有才华的科学工作者都是“学有根底”的学人，但却常常做不出有成效的科学成结果，原因也就是缺少了这个“识”字。所以也只好仿效苏东坡，也批评他们一句：“惜乎！×生眼高而手低，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苍产蝉辫;

　　然而在“德、识、才、学”这四个字中，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德”。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学者没有讨论“德”的问题，相反，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论述。例如刘知几在讲到“史识”时，说曾指出一个史学家，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畏惧”。与其说这是刘知几在讨论“史识”，不如更恰当地说是在讨论“史德”的问题。刘知几在《史道》里还讨论过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应该（1）不畏强暴；（2）分清邪正是非；（3）不为浮词妄饰；（4）善于鉴别史料真伪。这也可以说是“德、识、才、学”吧！但是，明确地把“德、识、才、学”四个字归纳在一起，并按照它们的重要性的“序列”加以排列的，恐怕就是王梓坤的贡献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对于“史德”的论述，首先就是所谓“直笔”的问题。《史道》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这就是说，历史的记载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史学家那里，有的是这种“直笔”的传统。晋国董狐直截了当地记载了“赵盾弑其君”。虽然历史上真实的事情，是赵盾的弟弟赵穿杀了赵灵公，可是赵盾“归不讨贼”，可见是他主使的。孔子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齐国的太史记载了当时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的事情，说“崔杼弑其君”。结果这些太史都被崔杼杀害了！而南史听说好几位太史都死了，又“执简以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故事。孔子作《春秋》，据说有以下一些原则：“不虚饰，不隐恶，不溢美，不为贤者讳。”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忠臣义士的缺点，孔子也主张秉笔直书的。当然也有人说《春秋》“责备贤者从严”。但是，总的来说，在史学里是把“直笔”做为史学的基本的准则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有一些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坚持真理的故事。南北朝时期有一位无神论者，哲学家范缜，他写了一篇《神灭论》，和当时的佛教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许多佛教徒都在辩论中失败了。于是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就派了王融去对他说：“如果你放弃了神灭论，以你的才华，何愁做不了中书郞这样的大官。”范缜听了大笑道：“如果我肯卖论求官，早就当上尚书令和仆射了，何止一个中书郞！”这表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在坚持真理的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在科学工作里，这一“卖论求官”的问题，是很值得引以为训的。回忆“四人帮”统治时期，确有一些人忽而极“左”，忽而极“右”。一会儿要打倒相对论，说那是唯心主义的产物，一会儿又鼓吹起物质可以“无中生有”，说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其实这并不是由于这些人缺乏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而是在于忘记了“吾岂卖论以求官焉矣哉”！

　　“识、才、学”必然地也必须与“德”的修养或素养相结合。否则本来是“才学兼备”的“有识之士”，就可能变为“无识之士”。其原因不在于“识见不高”，而是由于“缺德”。

　　当然“德”是有阶级性的。在封建社会里，以是否忠于皇上为“德”的最高标准。在今天的社会里，所谓“德”，就是要献身于人民，献身于科学。在当前条件下，就是要“弘扬为国分忧的主人翁精神，为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离不开实践。所谓“德、识、才、学”的锻炼和提高，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弘扬的。古文运动的创造人韩愈在当国子监博士的时候，曾经召集他的学生们，说了两句很重要的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这位伟大的学问家治学一生的心得。所谓“勤”，所谓“思”，就是要“多实践、多思考”，而且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

　　这使我们恍然认识到，原来大科学家、大学问家的研究心得，最重要的就是“勤”和“思”。勤才能有结果，思才能出智慧！当然，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在强调勤和思的时候，没有能认识到社会认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个人。所以，所谓勤和思，还有赖于某个组织起来的集体的勤和思。科学的发展，有赖于有一个良好的风气的科学的集体，用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传统。在世界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仅仅凭借个人的力量，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无法适应时代的竞争的！

　　还在1949年的解放初期，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那时他任青年团中央的书记，到清华大学来蹲点。我是1949年，清华大学团委会的负责人之一，团委会分配我接待蒋南翔。我们两人就都住在明斋的团委会办公室。整整一夜的时间，南翔同志详细询问了清华的地下团委以及解放后初建团时的各种情况。我除了向他汇报工作，又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他问我，解放后，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科学研究，只是不知从何下手！他于是向我讲起了一个“猴子吃果子”的故事：

　　“一群猴子。看到大树上长满了又红又甜的果子。只是树干太粗了，猴子们爬不上去。于是，猴子们就组织起来。‘迭罗汉’。最后是小猴子在大猴子中猴子群支持下，爬到树上，把果子扔到树下。”

　　南翔同志说，这是科学落后国家，如何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方法。现在也转告各位！

　　然而，在中国研究学术的历史上，还有治学这道之二。也就是学者们除了大力关注如何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容易令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学者和学者之间，还有相互借鉴，相互批评。

　　前面说过，苏东坡曾批评贾谊惜乎贾生，“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东坡也高度评价过韩愈的大贡献。他在“潮州韩文公墓碑”上说，“独韩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有可能济公和尚的法号是从这里来的）天下之溺。”苏东坡也高度评价韩愈的“德”。说韩文公“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叁军之帅。”（注：这里指韩愈曾上书宪崇皇帝，反对“倿佛”，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结果，他就被贬到潮州）

　　然而，对于韩愈来说，更值得后人学习的，是他的“自我批评”。他在“进学解”里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论是宏。”这是他对先贤的评论。而对于他的一生贡献，却在“进学解”里做自我批评说：“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这也就是说，韩愈自我认为，虽然他辛辛苦苦地做了不少的“事情”，但并没有能做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言多而不中肯，文章写得漂亮，但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我在这里大段地抄了韩愈的“自我批评”？很有趣。韩愈的这些“自我批评”，其实正好就是何某人从事科学工作一生的描绘。

　　所以，今天，在听了各位高论以后，我也学一下韩愈和苏轼，也写一段“自我批评”。惜乎何生！虽志大而才识均疏！虽有志于探索“真知卓识”的研究，而何生之识才与学尤“不足”也！

　　谢谢各位！